假如柏林的政治家对核电的危险像对经济危机一样敏感，他们会终止现在激进的能源实验，业内人士沃尔特霍勒菲尔德写道。

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像德国这样在核能的和平使用上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也没有哪个政治问题引起过如此激烈的争论。直到前不久，拥核派与反核派的对立在德国政党间的众多立场中还都有所反映：保守党和自由党属于温和的拥核派；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属反核派。

但是，日本福岛事件后，执政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坚定地反核了。他们的态度究竟发生了多大的转变，我们看看事实就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得到：就在去年秋天，出于对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联盟党决定大力推进核能使用，这一决定建立在对能源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基础之上，并被认为是保障德国商业中心地位的必然选择。

最近政策的急剧转变，不是因为对德国能源产业的形势有了新发现，也不是因为德国核电站安全性能不达标。恰恰相反，虽然其内部也不乏对核能持反对态度者，独立的反应堆安全委员会在福岛事故后的一次压力测试中仍证实说，德国每一座核电厂都达到了极高的安全标准。

真正的原因是，福岛事故后，所谓的残余风险（即使核电站达到了建设与运营管理的最高安全标准仍无法避免的风险）不再能为人们所接受。事实都没有发生变化，然后，只有政治评估变了。当然，政治考虑也会有其影响：假如现在绝大多数民众都反对核能，那么，持拥核立场将很难在德国竞选中获胜。

放弃核能，同时计划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倡大力节能，这些做法是激进的。这一决定刚刚颁布，德国最早的8所核电站即遭关闭——这些核电站的平均运作年龄有30年左右。余下9所核电站准备随后关闭。到2022年，最新的核反应堆将从电网上撤出。同时，德国政府仍坚持其能源目标，无论从欧洲条款还是国际条款来看，这些都是极高的目标：到2020年，温室气体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40%，到2050年，减排80%到95%；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主要是风电和一定程度的太阳能发电（水电发展潜力有限）——要从目前的16%上升到2020年的40%，到2050年上升到80%；能源生产力也要以每年2.1%的速率提高，电力消费到2020年则削减20%。

现在问题是，这些目标是否能同时实现；假如同时实现，又将带来什么后果？毕竟，核能意味着德国电力生产的四分之一。这相当于“基载”（可全天24小时生产电力）的一半。已遭停产的核电厂曾生产大约德国10%的电量。所以，实际上，在耗电量最高时期已没有多余电量可供缓冲。有关联邦政府已发出警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基本在冬季），可能会出现停电。

放弃核能发电，同时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会进一步加剧电网的不稳定性；由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供应的波动无常，这一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过去，为稳定电网，电力输送操作员需采取一定措施（比如开启或关闭电厂开关）；在过去，这种操作每年只需两或三次，而现在几乎天天需要。

要完成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转变，德国迫切需要建设新的输电网络，包括长达3500公里的输电线，尤其要将电能从向风的德国北部输送到背风的南部。然而，由于地方上的阻力，迄今仅完成了100公里的电网铺盖。电力储存是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的一种方法。但是，目前唯一存在的大型技术（抽水蓄能电站）的扩展受地质因素限制，对于现存的几个工程，民众间也存在抵制态度。

除可再生能源，损失的核能发电当然也可由新建的火电站和燃气发电站来补足。但考虑碳足迹的问题，民众和许多政治家都不支持发展火电站，当前的火电站项目也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政治家们力主发展二氧化碳排放较少的燃气发电厂。然而，这些发电厂投产运作前，至少需6年的时间进行规划、审批和建设。由于没有大量的燃气供应，德国将更加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俄国。此外，燃气价格昂贵，燃气发电厂不赚钱——这又引出一个问题：谁来建造燃气发电厂？

有言论称，可以通过征收电价税款对风能、太阳能和燃气发电厂进行补贴。如此，不仅需要对电网进行管制，也需对电力生产进行大规模管制，这将进一步限制其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节电来弥补放弃核能的损失。然而，这个办法很难实施，而且只有相当长的时期内才有可能实现：工业生产已经效率极高了，提升空间十分有限；大多数家用电器也已在节能模式下运行。假设，物业改造存在巨大的节能潜力（比如，房屋隔热处理），但要实现这一改造，也需有耗资巨大的政府资助计划支持。以前的尝试鲜有成功，首先由于业主不愿投资，其次会导致房租上涨，使之成为政治领域的“烫手山芋”。即便在这里实现了节能，电力需求仍会因IT业而继续增长，在未来，则会随电动车的发展而增长——德国政府已声明，发展电动车是其首要任务。所有这些导致人们对政府的节能目标是否现实可行产生怀疑。

如今高补贴再生性能源进一步增长，电网扩张，以及燃气进口增加，都将导致电力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增加，不论是生活用电还是工业用电。对于电价和燃气价格增涨的幅度，人们观点各异。但是，即便我们选取估计的中间值，预计增涨幅度仍然非常大。随着8所最早的核电站被关闭，电力交易价格已经出现上涨。高耗电产业开始威胁说，要放弃德国（市场）；社会团体则要求向脆弱客户征收更低额的关税。

即便到2020年可能实现再生能源产电40%的目标，由于没有碳中和的核能，仍有60%的电力需要靠化石燃料生产。很难想象，在这些条件下，德国政府仍孜孜以求的极高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如何能够实现。

德国地处欧洲腹地，其欧盟伙伴对德国单方放弃核能表示非常不满。德国曾出口电力，几乎成为中欧的电力贮备地。那种情形将成为历史，这也将导致周边国家出现（电能）供应问题。失去了10%的电力生产能力，处境矛盾的德国现在已经在从法国进口核电，同时从捷克进口褐煤电。由于电网彼此连接，一旦德国出现断电，将很容易波及周边国家。德国电价升高也将在欧洲产生连锁反应：如果德国需求增加导致燃气价格上涨，欧洲其他国家也将深受其害。

主张德国进行能源转向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机遇，将增加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压力，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可成为出口增长点。从中长期来看，通过本地再生能源的增长来摆脱进口依赖的状态，是一个附加优势。而能源系统转变则被认为是一个可刺激经济增长的巨大投资项目。

这是个巨大挑战，难度堪比德意志统一，但人们认为，这一过程是可控的，不会给工业和福利状态带来激变。最终情况可能是这样。尽管如此，对能否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实验，人们疑虑重重。能源转型有损害社会繁荣、让人民幸福承受严重损失的风险，假如，对能源转型的衡量标准与对待核能的衡量标准一样，那么，这个实验根本不会被考虑。这种情况下，已远非残余风险的问题了。去年秋季德国政府采纳的向新能源未来谨慎、平稳过渡的计划也就不会被舍弃了。

沃尔特霍勒菲尔德，德国E.ON燃气公司董事会的能源顾问，他曾任德国原子能论坛的主席和E.ON能源公司管理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