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升级是执政党的新的执政诉求。这一诉求在政治人事上的后果是发达地区高官调往内地任职，以推动制造业国内转移。这一诉求给企业带来的课题是，企业会以什么样的改变来换取国家的支持。
在全球产业链条中获利过低，所以遭遇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这是近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制造业的难题。梳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制造业正逼近转型的临界点，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则昭示政府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制造业的金字塔
制造业主要指对原材料包括矿产品和农副产品进行加工及再加工的行业，它在我国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40个工业门类中，制造业占29个，在工业中，制造业总量占到95%。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基本保持12~14%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制造业也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主要产业领域，吸纳了超过10%的从业人员。
但是，在这些风光的表面背后，中国制造业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如果把高技术产业看作**级，装备产业看作第二级，轻工业看作第三级，中国制造业主要处于第二级的下半截和第三级。如果把轻工业看成*底一层，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底层越小，上层越粗，而中国制造业的构成，却是一个底座极大而高度很低的金字塔。
中国制造业很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成长阶段，很多人纷纷拥进制造业，但是他们起步的时候，往往从门槛低的比如纺织、轻工、建材等入手，造成在技术密集低的行业像钢铁业，过度拥入，出现过剩。但在高端产业，却出现大量空缺，这个空缺目前多被外资企业占领。比如电子行业，对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都要求很高，目前在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基地珠三角和长三角，电子行业主要是台商、美商等外商在做。制造装备的程度是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杆，而我国的装备工业2/3的市场已被外国占领，装备制造业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每年的外贸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告诉记者，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中国靠合资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这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只顾买，而不管吸收消化。连续20多年来，中国买1元的设备，用于消化的钱不足8分，而韩国在处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时，每花1元用于引进，就要花5元进行消化。高梁说，合资本意是通过合资学习外企的管理和先进技术，但现在一些地方缺技术就合资，成了技术依赖，*后等于把产权、管理权都交给了外企。这样下去，中国只能是制造大国，永远成不了制造强国。
制造业的金字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出现是必然的，中国制造业让人担忧的是，这个金字塔的上层并没有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变大，反而有萎缩的趋势。
因为中国制造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链上位于低端。产业链对应的是价值链、增值链，位于国际分工低端的中国制造业，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工，获得的利润却微乎其微。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技术优势才是发达国家之间争夺竞争优势的核心。
珠三角是中国制造业的基地，也是全球*大的制造业基地，在珠三角制造的美国新产品无线鼠标器，在美国售价是40美元，这40美元中，除去原材料成本，美国的设计公司要拿走8美元，销售商拿走15美元，中国仅仅能得到5美元。较发达的珠三角在国际价值链中尚且如此，更遑论不够发达的内地。
国家统计局一份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和11.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2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过了35%。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国工业制造业盈利水平还在每况愈下，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与2003年相比，制造业在销售收入增长73.11%的同时，利润只增长47.94%，销售成本利润率由5.96%下降到4.94%。
高梁认为，只有中国在利润中占到大份额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只是打工的，不可能真正富起来。
而国内企业很多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只满足于赚取低额的利润。国外制造业大企业的研发费用能达到总成本的5%甚至10%。在国内一个年销售收入数十亿元的企业，年投入产品研发的经费只有区区几千万，而这还算研发投入较高的。
2005年，国家就开始着手对重大装备工业进行调研和政策制定，今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出台，指出外资投资国内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并且指出将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的16个行业。国家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加紧起草企业所得税两法合一的草案，为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作*后的冲刺和准备。
中国也在借“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东风，逐步减少对低层次产品出口的支持（比如下调出口退税），对内部的产业升级形成倒逼趋势。
国内的产业转移与官员流动
产业层次低、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立足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我国纺织工人的劳动力价格约69美分/每小时，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这个价格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属于中等。一度充当全球制造商定价基准的中国价格激发了西方投资者的渴望和热情，引发外资蜂拥进入中国。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源自：佳工机电网)
2004年爆发的民工荒，首次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年7月，深圳把*低工资标准*多上调23%，从每月690元上调至800至850元，更凸显当地成本上涨的速度之快。家庭清洁用具和电器产品制造商喜高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海不久前表示，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逼近承受极限”，可能会迫使他考虑将部分业务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内地。总部位于珠三角的格兰仕则表示，由于各家工厂相继抬高劳动力价格，格兰仕3万多名工人的工资成本已大幅飙升。同时，因为石油、铜、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也大幅上升。
“中国不再是成本*低的地方。”有外资如是说。
总部设在香港的采购企业利丰集团不久前宣布，6年多来，不断上升的成本首次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欧美客户要比1年前多支付2%至3%。显然，曾被制造商们吹嘘不已的“中国价格”在上涨。
近年来，制造商们已经开始对珠三角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原材料、资金和监管成本抱怨不已。
综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制造业发展*早的是珠三角，上世纪90年代已经非常繁荣，到上世纪末，珠三角的很多企业开始向长三角转移，随着长三角的繁荣，近年，则有不少制造企业转向内地。
经济的大变动迟早要对上层建筑提出要求。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近年来，若干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高官调往内地任职，不管中央高层的初衷是什么，这客观上促进了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也许几年之后，内地会经历珠三角和长三角曾经历过的制造业的繁荣与辉煌，成为新的制造基地。中国地域广阔，经济落差明显，层次丰富，总会有地方承接制造业的转移，但对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来说，持续增长点在哪里？内地也走过辉煌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又在哪里？答案很明显，改变中国制造业的金字塔结构，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层次。在国内发达地区已经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施政趋势，可以预计，发达地区将得到中央政府更多资源上的支持（比如科教资源的投入）。在某发达大省，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省委*头疼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派谁去省内落后地区当“父母官”，二是省内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已经对政治（包括人事）资源的调整提出了要求。
珠三角的一些努力也证明，办法总比问题多。虽然正日益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珠三角近年出口仍继续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并且仍具备整体竞争力。出口量约占全国1/3的广东省*近宣布，今年头两个月，运往国外的商品价值增长29%，达到346亿美元。同样，美国商会*近在广东对161家公司进行的调查发现，3/4以上的企业均有钱可赚。
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逐渐摆脱对廉价、低利润率产品的依赖，转向附加值更高的制成品，这些产品的利润要高得多。自2005年以来，中国电信设备、汽车零部件、软件和船舶的出口已增长了30%至150%。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日趋在一些自己以往无足轻重的行业，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制造业升级或许会改变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每个国家经历工业化过程的某个阶段，都会成为世界工厂，在人类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时期，英国、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历这个阶段。19世纪初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制造业生产和贸易，分别掌握了当时世界生产和贸易的1/3和1/4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崛起，虽然因为国际经济规模成倍增长，总体上没有达到此前英国或美国制造业曾经获得的地位，但在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如家电、钢铁、造船、汽车等方面，均对世界市场构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欧美和日本制造业对外转移，亚洲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下家，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国内市场广阔，后来居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并曾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到现在，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的转移成为必然。
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主任雷达介绍，中国应该把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转到周边不发达国家。他说，现在在亚洲地区，中国已形成一个世界分工的雏形，即在这个区域内，中国相当于国际分工中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因为经济较不发达，正好成为中国制造产业链的低端。
目前，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竞争。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已迫使一些低端制造业转往海外，将自己认为是核心的部分留在企业内部，而非核心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有选择地外移或外包出去。
西方国家的发展也表明，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搬，核心留在国内。而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产业转移的临界点。中国的问题只是如何把握向外转移和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的度。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掌握节奏感。
中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依然是以制造业为主体，在国际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珠三角和一些企业在主动提高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但是中国制造业整体的提高，则需要国家支持。高梁认为，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现国内先进武器使用的9种核心芯片有7种是日本提供的，震惊之余，美国开始研究日本如何取得如此成就，研究结果是发现日本政府在里面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认识到有些事情单个企业做不到，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于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出台了《危机中的战略工业》，并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政府贴息、减税免税等等。正是这一系列政策，促成了硅谷的形成，使美国高端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
上世纪二战后欧洲复兴时期，面临着日本的经济崛起和美国强大的自由竞争力，欧洲也曾经面临着和中国类似的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欧洲的经验是，行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国家更多地依靠行业组织（相关的理论称呼是“法团主义”）来进行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这种国家和行业组织的关系的改变，改变了以前内耗的情况，在竞争力升级的压力下，加强了行业组织对内部成员的协调，同时换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高梁说，中国装备制造业中成功的例子说明，国家要有一定的支持。因为银行是嫌贫爱富的，当企业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市场时，一些企业纵然想发展高端市场，在贷款和融资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家应该在选定的行业、产品上给予一定支持，比如装备制造业，这样的支持也是WTO允许的。这样的支持也许同时意味着国家对行业之间的协调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事实上已经出现的那样，国家对某行业的政策支持通常是以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更高的自律作为交换条件的。
也许，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也将会提出类似的课题。以前人们关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更多是考虑如何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这一点在今天当然仍然有效，但在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的生存开始重叠的时候，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企业将以什么改变去换取国家的支持，这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更深层次的内涵。
(源自：佳工机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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