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 （2020-2035年）。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

（2020-2035年）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将生态环境监测纳入生态文明改革大局统筹推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谋划生态环境监测事业发展，切实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能力水平，有力支撑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按照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年的总体考虑，制定本纲要。

一、规划背景

（一）主要进展

2015—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连续三年分别审议通过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等文件，基本搭建形成了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和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生态环境监测的认识高度、推进力度前所未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基础能力明显提高。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生态环境监测组织架构，共有监测管理与技术机构3500余个、监测人员约6万人，另有各行业及社会机构监测人员约24万人，全社会监测力量累计达30万人左右。全力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国家和地方已建成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5000余个、地表水监测断面约1.1万个、土壤环境监测点位约8万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1500余个，总体覆盖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大部分区县。推动落实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主体责任，2.3万家重点排污单位与国家平台联网。建成63个生态监测地面站，环境一号A/B/C卫星组网运行，高分五号卫星成功发射，初步形成天地一体的生态状况监测网络。

运转效能明显提高。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改革，按照“谁考核、谁监测”的原则，全面上收国家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通过省以下垂直管理改革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至省级，从体制机制上有效预防不当干预，保证了环境监测与评价的独立、客观、公正。积极推进政府购买监测服务，鼓励社会监测机构参与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手工监测采样测试、质量控制抽测抽查等工作，形成多元化监测服务供给格局。

数据质量明显提高。坚持“保真”与“打假”两手抓，已形成覆盖主要领域的监测类标准1141项，构建了国家-区域-机构三级质控体系并有效运转，确保监测活动有章可循。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两高司法解释”，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入刑；与公安部建立了案件移送机制，从严从重打击环境监测违法行为。不断强化外部质量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严肃查处了西安和临汾两起环境数据造假案，对地方不当干预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形成有力震慑，监测数据质量得到有效保证。

支撑能力明显提高。深入开展空气、水、土壤、生态状况、辐射、噪声等要素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及时编制各类监测报告和信息产品，不断深化对考核排名、污染解析、预警应急、监督执法、辐射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撑。定期开展城市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及达标情况分析，督促地方党委政府落实改善环境质量主体责任；组织开展重点地区颗粒物组分、挥发性有机物和降尘监测，逐步说清污染来源；初步建成国家-区域-省级-城市四级空气质量预报体系，区域和省级基本具备7—10天空气质量预报能力；完善污染源监测体系，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自行监测质量专项检查及抽测，为环保督察和环境执法提供依据。

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每年发布《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定期发布环境质量报告书，实时公开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支持网站、手机APP、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便捷查询，为公众提供健康指引和出行参考。推进国家和地方监测数据联网与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支持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科研单位共享应用。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满足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对监测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带动监测装备制造业和监测技术服务业蓬勃发展。

（二）形势需求

需全面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明确了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要求重点强化生态环境监测评估职能，统筹实施地下水、水功能区、入河（海）排污口、海洋、农业面源和温室气体监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逐步健全、绿色发展政策的深入实施和科技创新实力的不断增强，为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改革创新释放了法治红利、政策红利和技术红利。

需精准支撑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监测是客观评价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生态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当前正处于污染防治“三期叠加”的重要阶段，要实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目标，需要加大力度破解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系统防范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对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拓展、技术研发、指标核算、标准规范制定、信息集成与数据分析，进一步提升监测与技术支撑的及时性、前瞻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公众对健康环境和优美生态的迫切需求与日俱增，对进一步扩大和丰富环境监测信息公开、宣传引导、公众监督的内容、渠道、形式等提出更高、更精细的要求；对进一步加强细颗粒物、超细颗粒物、有毒有害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放射性物质等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指标的监测与评估提出更多诉求；对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响应时效提出更高期待。

需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履行温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生物多样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等领域的国际环境公约，参与全球微塑料、海洋低氧、西北太平洋放射性污染、极地冰川大洋等新兴环境问题治理，是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需要加快形成相关领域监测支撑能力，补齐短板、跟踪发展并超前布局。

需紧跟国际发展趋势。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与运行体系、网络体系和方法标准体系的发展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环境部门牵头、分级管理、政府监督、社会参与的模式，以完整且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统一的行业监管为保障，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撑，强化监测机构、人员及监测活动的全过程质量管理，确保监测数据质量。监测网络已普遍覆盖大气、水、海洋、土壤、声、辐射、生态等各类环境要素，点多面广但监测频次较低，根据环境质量达标情况动态调整。监测方法标准体系较为完善，监测指标涵盖物理、化学、生物、生态以及有关功能分类特征项目，与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相配套。注重强化标准方法的法律地位和国家本级标准研发能力，实行研发储备、检验替代、适用评估等动态管理，保持标准体系先进性。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深入，分析测试手段向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监测精度向痕量、超痕量分析方向发展。

（三）问题挑战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服务供给总体不足、支撑水平有待提高两大方面，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尚未形成。海洋环境保护、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等职责划转我部，但相关监测支撑能力较为薄弱。部门间沟通协商壁垒尚未完全打通，监测信息共享不充分。省以下生态环境监测垂直管理改革中，各地模式和进展差异较大，辐射环境监测工作有被削弱的倾向。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精细化支撑不足。现有监测网络的覆盖范围、指标项目等尚不能完全满足生态环境质量评估、考核、预警的需求。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等监测网络布局需整合优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监测能力不足，生态状况监测网络亟待加强，农业面源、农村水源地等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大数据平台建设和污染溯源解析等监测数据深度应用水平有待提升。

法规标准有待加快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监测的性质、地位、作用及管理体制的规定有待完善，监测数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尚无专门的生态环境监测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方法标准体系有待健全，海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和辐射自动监测等领域标准规范亟待整合统一，生态、固体废物、农业面源、核设施流出物及伴生矿等标准规范需要更新补充，自动监测、卫星遥感监测、应急监测等标准规范缺口较大。

数据质量需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门槛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社会监测机构成立时间短、规模小、质量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数据质量堪忧。生态环境部门尚无监管社会监测机构的法律依据和主体资格，缺乏相关调查取证程序和处罚标准。自动监测质控体系不完善，量值溯源业务体系与基础能力尚未形成，标准样品配套不足，物联网、遥感监测等高新技术在质量监管中应用不充分。

基础能力保障依然不足。国家本级监测机构的人员编制、业务用房严重短缺，质量控制和技术创新引领能力不足。各地监测机构能力水平的地区差异、层级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县级监测机构能力滞后。生态环境监测任务安排、网络建设与运行保障有脱节现象。环境监测装备现代化、国产化水平不高。部分省份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偏弱，部分地市尚未建立专门的辐射环境监测队伍，核与辐射应急监测未形成海陆空多维保障能力，核设施监督性监测系统建设和运维、国控自动监测网升级改造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安排。

二、总体要求

生态环境监测，是指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观的要求，以准确、及时、全面反映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目的而开展的监测活动，包括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其中，环境质量监测以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目的，涵盖大气、地表水、地下水、海洋、土壤、辐射、噪声、温室气体等全部环境要素；污染源监测以掌握污染排放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为目的，涵盖固定源、移动源、面源等全部排放源；生态状况监测以掌握生态系统数量、质量、结构和服务功能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趋势为目的，涵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水体、农田、城乡、海洋等全部典型生态系统。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和生态状况监测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支撑、引领、服务”的定位，以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准、全”为根本，以支撑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为宗旨，以加快构建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为主线，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和生态状况监测，系统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能力，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

（二）基本原则

——长远设计，分步实施。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从整体和全局高度谋划生态环境监测事业发展，注重制度、网络、技术、装备、队伍等各方面统筹兼顾，分阶段协调推进。聚焦“十四五”时期，着眼支撑污染防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细化、实化主要任务。瞄准重点区域、前沿领域和关键问题，前瞻布局、以点带面、逐步推广。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规划、制度规范、数据管理与信息发布的统一组织与部门协同，形成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生态环境监测，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作用，加强资源共享，形成监测合力。

——明晰事权，落实责任。坚持事权法定、量力定财、效率优先、因地制宜，依法明确各方生态环境监测事权。结合统筹推进放管服改革、垂直管理改革、地方机构改革和综合执法改革，理顺生态环境监测运行机制，激发监测队伍活力，确保各类监测活动有序开展，监测过程独立公正。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紧跟世界监测技术发展前沿，完善有利于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大力推进新技术新方法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加快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提高环境监测装备国产化水平。

——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充分借鉴吸收欧美等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和环境监测的先进经验与相关研究成果，又从我国国情出发，区分我国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生态环境质量发展阶段和治理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监测改革发展新路子，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发展目标

基于发达国家环境监测发展历程和经验，结合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形势、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和生态环境管理的现实需要，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总体方向是： 2020 ~ 2035年，生态环境监测将在全面深化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预警拓展，构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体系。监测指标从常规理化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从浓度监测、通量监测向成因机理解析拓展；监测点位从均质化、规模化扩张向差异化、综合化布局转变；监测领域从陆地向海洋、从地上向地下、从水里向岸上、从城镇向农村、从全国向全球拓展；监测手段从传统手工监测向天地一体、自动智能、科学精细、集成联动的方向发展；监测业务从现状监测向预测预报和风险评估拓展、从环境质量评价向生态健康评价拓展。

具体分三个阶段实施：

到2025年，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基本建成，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基本建成，统一监测评估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监测新格局基本形成，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实现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提供支撑。

监测业务方面，以环境质量监测为核心，统筹推进污染源监测与生态状况监测。环境要素常规监测总体覆盖全部区县、重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针对突出环境问题或重点区域的污染溯源解析、热点监控网络加速形成；覆盖全行业全指标的污染源监测体系建立健全，污染源监测数据规范应用；覆盖典型生态系统的生态状况监测网络初步建成，生态状况评估体系基本确立；面向污染治理的调查性监测和研究性监测深入推进。综合保障方面，中央和地方监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清晰，一总多专、分区布局的监测业务体系高效运行，协同合作、资源共享机制健全顺畅；生态环境监测法规制度体系完备严密，重点领域量值溯源能力切实加强，监测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有效保证，监测信息及时公开、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大幅提升。

到2030年，生态环境监测组织管理体系进一步强化，监测、评估、调查能力进一步强化，监测自动化、智能化、立体化技术能力进一步强化并与国际接轨，监测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为全面解决传统环境问题，保障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提供支撑。

监测业务方面，环境质量监测与污染源监督监测并重，生态状况监测得到加强。新型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生态毒理监测有序开展，污染源自行监测与监督监测的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实现污染源智能识别、精准定位、实时监控；生态状况监测网络全面建成并稳定运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熟应用。综合保障方面，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质量全面提升，监测市场繁荣有序；大数据智慧管理与分析应用水平大幅提高，综合评估、精准预测、污染溯源、靶向追踪能力显著增强。

到2035年，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全面建成，传统环境监测向现代生态环境监测的转变全面完成，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的组织领导、规划布局、制度规范、数据管理和信息发布全面统一，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能力全面提升，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恢复，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支撑。

监测业务方面，环境质量、污染源与生态状况监测有机融合，常规监测从大范围、高频次、全指标模式逐步向动态调整、差异布局、增减结合转变，与监督监测、调查监测和研究性监测有机衔接；监测站点向多要素、多功能、生态化综合设置转变，生态状况监测的覆盖范围系统拓展。综合保障方面，生态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健全完备，覆盖影响生态系统与人体健康的主要指标；全天候、全方位、多维度的监测技术广泛应用，监测能力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总体发展水平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三、主要任务

（一）围绕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环境质量监测

1. 大气环境监测

根据复合型大气污染治理需求，构建以自动监测为主的大气环境立体综合监测体系，推动大气环境监测从质量浓度监测向机理成因监测深化，实现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因子、重点时段监测全覆盖。

提升空气质量监测，实现精准评价。按照“科学延续、全面覆盖、均衡布设”的总体原则，优化调整扩展国控城市站点，覆盖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国家级新区，并根据管理需求逐步向重点区域县级城市延伸。“十四五”期间，国控点位数量从1436个增加至2000个左右。改进空气质量评价与排名规则，排名范围扩大到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研究开展主要污染物浓度三年滑动平均值评价，降低气象条件波动对评价排名结果的影响。进一步优化提升背景站和区域站监测功能，加强全国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秸秆焚烧火点、沙尘等大气环境遥感监测，形成城乡全覆盖的监测网络。严格监测仪器适用性检测标准与要求，提高细颗粒物（PM2.5）等监测仪器精度，加强日常质控管理，实现重点区域、重点城市和重点点位PM2.5手工监测全覆盖。指导地方加强区县空气质量监测，中部、东部地区监测站点覆盖到全部区县和空气污染较重乡镇，西部地区覆盖到污染较重的区县。

深化污染成因监测，支撑精细管控。完善全国大气颗粒物化学组分监测网和大气光化学评估监测网，以污染较重城市和污染物传输通道为重点，按照国家统一指导、地方建设运维、数据联网共享的模式监测运行，为不同尺度大气污染成因分析、重污染过程诊断、污染防治及政策措施成效评估提供科学支持。其中，颗粒物组分监测覆盖全部PM2.5超标城市，重点区域辅助增加地基雷达监测和移动监测。光化学评估监测覆盖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统一开展非甲烷总烃监测，重点区域、臭氧超标城市及重点园区按要求开展VOCs组分监测。

拓展污染监控和履约监测，服务风险防范。推动全国城市路边交通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在直辖市、省会城市、重点区域城市主要干道和国家高速公路沿线设立路边站，开展PM2.5、NOx、交通流量等指标监测。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区域和汾渭平原为重点，指导地方开展工业园区监测、有毒有害污染物监测和降尘监测，并与国家联网，为解析空气污染生成机理和评价人群健康暴露提供支持。加强重点区域及全国工业园区PM2.5、NOx、SO2等污染物的网格化遥感监测，提高对重点污染源及“散乱污”企业的监管水平。按照履约要求，分期、分步建立国家大气中《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受控物质监测网络，全面提升监测能力。增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温室气体等监测点位，开展背景、区域或城市尺度监测。

2. 地表水环境监测

根据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需求，统筹流域与区域、水域与陆域、生物与生境，逐步实现水质监测向水生态监测转变。

组建统一的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络。按照“科学评价、厘清责任、三水统筹”的总体原则，统筹优化地表水国控断面，实现十大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地级及以上城市、重要水体省市界、重要水功能区全覆盖，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延伸至重要水体县界，“十四五”期间，国控断面数量从2050个整合增加至4000个左右。科学优化常规监测指标，加强国考河流湖库及优先控制单元水环境遥感监测。按照统一网络、分级监测的模式，指导地方组织开展流域面积100 km2以上的河流、市界和县界、中小型湖库、重点乡镇下游和大型工业园区下游，以及未纳入国家网的水功能区水质监测，结合各地污染特征，开展优先控制污染物监测。全国地表水监测断面总体覆盖七大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流经区县，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及西南诸河污染较重河流流经区县。按照饮用水水源地的供水区域行政级别，分级分类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深化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融合的监测体系。研究建立以自动监测为主的地表水监测评价、考核与排名办法，与手工监测评价结果平稳衔接。根据水环境管理需要，进一步拓展自动监测指标和覆盖范围，国家层面逐步建立国控断面9+N自动监测能力（9，即水温、浊度、电导率、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N，即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阴阳离子、重金属、有机物、水生态综合毒性等特征指标）；地方层面，逐步实现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能力全覆盖，新三湖（白洋淀、洱海、丹江口）、老三湖（太湖、巢湖、滇池）和三峡水库实现水华自动监测与预警。开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和内分泌干扰物等新型污染物、水源涵养地、背景断面、质控比对等手工监测，对自动监测形成有益补充。

推动水质污染溯源监测。以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为重点，组织开展主要污染因子、重点污染河段走航试点监测，掌握水质变化和污染扩散规律，开展水质与污染源的关联分析。按照“查、测、溯、治”要求，以长江经济带为突破口，逐步建立覆盖重点流域所有入河排污口主要指标的监测网络，开展排放口影响水域水质监测评价研究，逐步说清“岸上”对“水里”的影响。

拓展流域水生态监测。在松花江和长江水生生物试点监测的基础上，按照“有河有水、有水有鱼、有鱼有草”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并拓展重点流域水系、重要水体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水生态试点监测（含底质）。“十四五”期间，国家建立统一的水生态监测技术体系，指导各流域按照物理、化学、生物完整性要求，研究建立符合流域特征的水生态监测方法、指标体系、评价办法，初步形成基于流域的全国水生态监测网络，逐步开展分类、分区、分级的水生态监测与评估。到2035年，形成科学、成熟的水生态监测体系并业务化运行，为水质目标管理向水生态目标管理转变奠定基础。探索开展生态流量、水位监测和河流生态水量遥感监测研究，加快建立完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数据共享机制。

3. 土壤环境监测

以保护土壤环境、支撑风险管控为核心，健全分类监测、动态调整、轮次开展、部门协同的土壤环境监测体系。

优化土壤环境监测网络。以掌握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变化趋势为目的，优先考虑历史延续性，完善背景点和基础点布局，网格化覆盖我国陆域全部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积累国家土壤背景、土壤环境质量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以支撑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风险管控为目的，对有关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地块开展重点监测，对监测表明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地块，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注重例行监测与普查详查的有效衔接，形成污染状况普查10年一次、背景点和基础点监测5 ~10年一轮、风险监控重点监测1~ 2年一次（普查周期除外）的动态监测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土壤监测点位数量保持在8万个左右。

实行土壤环境分类监测。针对不同类型点位和监测目的，设置分类侧重的土壤监测指标体系。其中，背景点延续“七五”和“十一五”土壤调查的61项指标，侧重对土壤背景元素组成的监测；基础点采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全指标以及pH、阳离子交换量和有机质指标，侧重对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农用地和建设用地风险点侧重对特征污染指标的监测。

理顺土壤监测运行机制。国家层面，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统筹实施；地方层面，各地根据本地土壤污染特征和属地管控重点，在国家监测工作基础上，依法开展有关地块重点监测。企业层面，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依法履行自行监测主体责任，开展厂界环境自行监测。

完善土壤监测评价方法。加强例行监测成果应用和评价方法研究，支撑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污染状况和变化趋势分析。研究探索物理-生物-化学多项目土壤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逐步衔接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探索“地上地下”统筹评价方法。

4. 海洋环境监测

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海洋生态安全为核心，构建覆盖近岸、近海、极地和大洋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优化常规监测。整合优化国家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完善海水、沉积环境、生物质量、放射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主要河流及入海排污口污染物入海、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评估不同来源污染物贡献率，全面掌握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十四五”期间，国控点位数量优化至1400个左右。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渤海、长江口、珠江口等重大国家战略海域，制定“一区一策”精细化监测方案，助推热点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深化海洋废弃物倾倒活动、海洋石油勘探等海洋工程和海水养殖等监督监测，为海域环境监管提供技术支撑。运用遥感等手段加强近岸海域溢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提升国家和沿海省份海洋放射性采样、自动监测、实验室分析和应急监测能力，加强沿海和海上核设施流出物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估。探索开展入海河流污染通量监测。

强化海洋生态监测。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提升监测覆盖面和代表性，监测指标从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为主，向标志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扩展，较全面评估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状况。依托国家海洋生态野外观测站，针对河口、海湾、滨海湿地、海岛、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生物群落结构、栖息地变化状况长期、连续监测，科学评估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推进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格局、自然岸线变化、围填海开发等海岸带关键要素监督监测和赤潮、绿潮等海洋生态灾害监测，利用高分遥感技术，从大尺度评估全国海岸带生态监管和海洋生态灾害状况。

聚焦专题专项监测。围绕国际热点环境问题和新兴海洋环境问题，开展海洋温室气体、海洋微塑料监测、西太平洋放射性监测，监测范围覆盖我国管辖海域，并适当向极地大洋海域拓展，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供数据基础。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同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5. 地下水环境监测

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分类的思路，构建重点区域质量监管和“双源”（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和重点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相结合的全国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由生态环境部牵头，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参与，地方和企业配合，共同开展全国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构建全国统一的监测网络、技术体系和信息平台。

开展重点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充分衔接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现有监测站点，同时以地下水含水系统为基本单元，增补部分监测点位，优先考虑重要地下水水源地、人口密集区、重要粮食产地、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区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区，形成多层次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覆盖全国主要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流域、主要平原盆地和80%以上地级城市，逐步掌握全国地下水水质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地方同步开展地下水监测站点调查，摸清现状、建立清单，根据管理需要补充建设部分监测点位。

加强“双源”地下水环境监测。全面梳理整合各类污染源地下水监测井和供水人口在10000人或日供水1000吨以上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源监测井，构建以重点污染源和饮用水源地为重点的“双源”地下水环境监控网。其中，重点地下水污染源监测为企业事权，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重点行业企业的运营管理单位应依法开展自行监测，由地方监督、国家抽查；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监测为地方事权，地方负责开展监测工作，国家实施质量监督。

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基于《地下水质量标准》监测指标和频次要求，兼顾污染防治监管需求和特征污染物，补充形成一套有效支撑地下水环境管理的监测指标体系，建立统一的监测和评价技术规范并开展试点监测，2025年年底前统一组织开展全国地下水水质监测。构建全国统一的地下水环境监测信息平台，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共享共用。加强地下水监测新指标、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逐步与发达国家接轨。